由《教会宪章》的形成及其结构看梵二对教会的理解

作者:        发布于:2014-06-18

  赵建敏  

   

  梵二会议的第二次会议结束之日(1964.09.14-1964.11.21)《教会宪章》颁布了。正式名称是《教会的教义宪章》(Constitutio Dogmatica De Ecclesia),或者依照教会用文件首两个字母来称呼的传统是《万民之光》(Lumen Gentium)宪章。宪章的重要性在于,它将从教义角度告诉信友和非信友,教会是谁?教会如何看待自己?教会究竟要干什么?她的机构如何,目的何在?她将以什么面貌将自己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关系到教会的生命以及福传的使命。它具有如此重要的基础的地位,以至于教会的其他文件和活动都将以它为渊源。因此,虽然它从颁布时间来说并非梵二会议的第一个文件,但在正式形成《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时,它被自然而然地置于诸文件之首。故此,要想理解今日的教会,《教会宪章》是不可不读的,而且需要字斟句酌地去读。

  斟词酌句地去读《教会宪章》自然是理解它的最好方法之一。但对其形成过程及其框架结构的研读无疑会加深对它的文本的理解。值此梵二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回顾一下本宪章的形成过程及其框架结构,相信不仅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教会宪章》本身,而且也会对在半个世纪后已经进一步发展变化了的世界中实现宪章精神,展现教会面貌大有裨益。

  当选教宗仅仅三个月(1958.10.28)后的1959年1月25日,若望二十三宣布要召开一届大公会议。几个月后的1959年5月17日,大公会议前期筹委会组成。前期筹委会于1959年5月29日,6月18日和7月18日分别向罗马各圣部,全世界的主教们和天主教大学发送咨询函。前期筹委会共收到8972个回复函,陈述了对大公会议的议题、建议和希望。这些建议和意见被分门别类装订成共9420页的四开本15卷材料。

  1960年6月5日,若望二十三世以宗座谕令(Motu Proprio, Superno Dei)正式成立大公会议筹委会。上述材料交由筹委会研究、整理、吸纳。筹委会由筹委会中央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设十个委员会。十个委员会的第一个委员会是神学委员会(Commissio theologica),由主教、神学家组成,负责圣经、圣传、信仰和伦理议题。

  1962年8月6日,若望二十三世以宗座谕令(Motu Proprio, Appropinquante Concilio)颁布大公会议会议规程。规程正式确定由神学家、教会法学家和专家组成的十个委员会。第一个委员会即信理和伦理教义委员会(De doctrina fidei et morum),接续筹委会神学委员会的工作。信理和伦理教义委员会又分设了不同的工作委员会,负责不同议题的准备工作。

  到1962年10月11日大公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时,教义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彼此关联的以章排列的11个文件草案,外加一个附录文件草案。总共123页的这11章和1个附录的12个文件草案目录如下:

  • 旅途教会的特质(The nature of the Church militant)
  • 教会成员及教会为得救的必要性(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Church for salvation)
  • 作为圣秩圣事最高级别的主教职;司铎职(The episcopate as the highest grade of the sacrament of orders; the priesthood)
  • 有任所主教(Residential bishops)
  • 完善福音劝谕者的身份(The states of evangelical perfection)
  • 教友(The laity)
  • 教会的训导职(The teaching office of the Church)
  • 教会内的权威与服从(Authority and obedience in the Church)
  •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宗教容忍(Relationship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and religious tolerance)
  • 对万民及在整个世宣讲福音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proclaiming the gospel to all peoples and in the whole world)
  • 大公主义(Ecumenism)
  • 附录:童贞玛利亚,天主之母与人类之母(appendix: Virgin Mary, Mother of God and Mother of Men)

  众所周知,第一次会议中与会教长们讨论热烈,但是直到预定第一次会议闭会之日的1962年12月8日,会议显然无法形成某个正式文件。然而,与会教长们普遍认同,一个有关教会的宪章应该是公会议的重中之重。大家认为,这样的文件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说你是谁?”(Quid dicis de teipso?)教会需要将自己展现给世人,包括信友和非信友。比利时枢机主教苏楠思(Cardinal Suenens)提出,这个文件要向世人展现“向内的教会”(Ecclesia ad intra)和“向外的教会”(Ecclesia ad extra)。因此,他提议此文件的名称为“万民之光”(Lumen Gentium)。然而,一些与会教长认为教会不能承担“万民之光”的头衔,因为只有基督才是真正的万民之光,虽然基督之光也反映在教会的面貌上。

  与会教长们明显地对教义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不甚满意。主要不满意的地方是,这些文件彼此间缺少内在联系,而且这些文件组织在一起后没能给予一个清楚明确的整个框架结构。还有一些与会教长认为,文件本身的一般性宗旨和精神有缺憾,因为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牧灵性文件。于是,一些与会教长建议起草两个文件,一个是教义训导,一个是实践应用。但是,多数人不同意这种分类,因为教义训导性文件将变成象牙宝塔,只有少数人会问津。最后,大家一直认同,需要在原文件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框架视角,同时,应该强调教会的共融体性质而非社团体性质,虽然没有必要严格区分这两种元素。与会教长提出,诸如天主子民、教会为奥迹,主教的团体性,应该在文件中得到强调。教宗若望二十三在开幕式中希望的,宪章不应该是学术特质的思想也被与会教长所强调。一些与会教长还指出,文件应避免似乎自己就是征服者的“凯旋主义”(triumphalism)面孔,神职就是一切的“神职主义”(clericalism)面孔,教会就是司法团体的“法律主义”(juridicalism)面孔,因而,文件应浸润着福音精神,以开放的胸怀,充满普世精神。

  在上述建议和意见下,教义委员会提交的12个文件不得不重新修订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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