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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敛之与香山静宜园

发布时间:2015-02-12作者:周萍萍

    英敛之,满族正红旗人,1867年出生于北京西北郊,其祖上世袭骑兵,其父亲靠摇煤球为生。虽少年家贫却十分好学,博览群书,年纪轻轻所作的诗文已经为人所叹赏。成年后他对精神生活又有着强烈的向往,尤好宗教研究,曾仔细研读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儒家的经典,但是从这些书籍里没有找到能满足他心灵需求的内容。后由于深受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德国籍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天主实义》《主制群徵》的影响,遂于1888年皈依天主教。
    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后,他始终心忧天下,以振兴民族国家为己任,积极探寻富国强民之法。他积极倡导学习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主张立宪改良,大力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维新运动。变法失败后,有感于“但言变法,不能变心,之所以无济也”,他开始以唤醒民众意识为己任。他认为“变心”最好的方法是让民众都能读书看报,以文字开启民智。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作为办报宗旨。因《大公报》刊登了许多不避权贵、敢于直言的文章,故广受民众欢迎。英敛之也随之名声大震。1912年,清帝退位,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英敛之不愿和袁世凯政权合作,再加上常年办报费心劳神身体不佳,于是从名义上离开了大公报馆。


    不任主笔的英敛之离津回京,开始在香山静宜园隐居。
    香山在辽金时期已经成为皇家苑囿,清康熙年间更建成香山行宫。乾隆乙丑(1745)秋七月,乾隆帝下令扩建香山行宫,改名为静宜园。静宜园占地约150多公顷,园内大小建筑群有五十多处,青松夹道曲折蜿蜒,亭台楼阁风光迤逦,是人工与自然兼有的大型皇家园林。
    清朝末年,静宜园不幸两次遭受外国侵略者的焚掠和破坏,不仅园内的文物、珍宝被洗劫一空,就连建筑也难逃厄运,杂草丛生、瓦砾遍地。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与清朝皇室签订了优待条约,破败的静宜园仍归皇家所有。
    居住在静宜园的日子里,英敛之自称“万松野人”——“万松”指地,言香山一带松树极多;“野人”自称,言自己是郊外之人。
    因有感于天主教内青年信徒文化水平较低,1913年,他在香山静宜园设立了一所名为“辅仁社”的小型学校,专门招收各省教内青年以教之。“辅仁”者,取曾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之意,期望通过“讲学以会友,则道德益明;取善以辅仁,则道德日进”。英敛之写信给国内各位主教,请派有志青年前来攻读,肄业期定为两年,学生可以随时入学随时离开。当时首先赞成此举、派人来学习的是山东兖州韩宁镐主教、河南卫辉梅占魁主教、四川成都杜昂主教、重庆舒福隆主教以及河北一些教区。“辅仁社”开办之初,他坚持每日亲自为学生们讲授中文、历史、书法等功课。针对修士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知之甚少的现象,英敛之在辅仁社还准备了很多古今书籍,与学生们早晚研习讨论,并选定论题让学生们作文演说。然而,后来因为种种阻碍,“辅仁社”未及进一步扩充便不得不停办了。

 

    民国初年,天主教学校仅有几所,还没有形成三级教育体系,即小学、中学、大学。特别是北方地区,不但没有大学、中学,就是正式的小学也少之又少。英敛之与马相伯二人对此忧心忡忡,认为这对天主教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另一方面,针对教会中盛行的“读中国书无用”等怪论,英敛之也极尽全力给予反驳。1917年,他抱病作《劝学罪言》和《覆友人驳劝学罪言书》,倡导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他抗议道:“本国人不通本国文字,何以接人,何以应事?论其效果,不过自绝于高尚社会,自屏于优秀人群而已。”
    1912年9月,英敛之与马相伯迫于天主教内人才缺乏、国学不振的状况,联名提议创办天主教大学,以广招教内、教外的学生,培养其日后成为社会精英,扩大天主教在社会上的正面影响。经过多次研究,1925年3月,本笃会“永租”前清涛贝勒府旧址作为学校校址,8月,又购置教学设备,学校规模初具。辅仁大学首届招收学生23名,全都是由各地天主教会选送来的,主要学习课程为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兼学英文、数学等。为保证教育质量,学校开始只办国学部专修科,仍旧沿用香山“辅仁社”之名,由英敛之担任社长(主任)。
    从静宜园辅仁社的创办到辅仁大学的发轫,英敛之筚路蓝缕之功殊不可没。他曾发愿“造就一批青年天主教徒,他们应像中国其他任何阶级或集团那样有文化和有良好教养,他们的言行应为圣母之教增光,并为他们的祖国造福。”


    在静宜园,英敛之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潜心从事宗教研究。
    英敛之非天主教世家出身,领洗入教时已22岁,那时他对天主教教义教理尚无深入研究。针对时人对天主教的攻击,作为信徒,英敛之积极撰文对反教言论一一加以驳斥,他在李问渔神父主办的《益闻录》上相继发表了《辛卯冬夜读〈理窟〉辩诬章有感时事援笔为长句如左》《覆鉴翁先生辨学第一书》《覆鉴翁先生辨学第二书》《辩诬》《初使泰西记辨》等文。但是英敛之在这些文章中只是为天主教辩解,并没有对天主教教义作出解释,凡遇到友人向他问及此类问题时,他都会推荐一些相关书目,如《真道自证》《盛世刍荛》《主制群徵》等,以供友人们阅读。
    退隐香山之后,英敛之开始收集天主教内先贤们撰写的书籍并诵读揣摩。他主张以文字传播天主教教义,将自己对天主教教义教理的理解心得发表于《大公报》上,分为根本的解决、道德的根源及信仰迷信之别、读书立志等篇。经过数月的连载,1916年,天津大公报馆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题为《万松野人言善录》。书中,英敛之旁征博引,除引述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庞迪我的《七克》,论证修德改过的重要性外,还摘录了王安石、朱熹等人的言论,以期达到“激发天良、改恶迁善”的目的。《万松野人言善录》寓意深邃,一经印行便销售一空。
    那时,北京、直隶等传教区均由遣使会掌管。在法国保教权的支持下,这些传教士常常居高临下,对中国信徒颐指气使。他们反对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的主张,不仅不注重学术研究,而且不愿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当时天主教北堂出版的法文杂志还有专门攻击利玛窦、汤若望的言论,因此英敛之和马相伯重新刊印了利玛窦的《辩学遗牍》和汤若望的《主制群徵》,并给予这些论著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不仅如此,他们还审校、刊印了与利玛窦同时代的艾儒略所作的《大西西泰利先生形迹》等书。他们此举意在反对法国保教权控制下的中国教会对教士、教民实行的愚民传教政策,并期望人们能够知晓明末利玛窦在中国成功开教的经验就是采用了文化适应的传教方法。


    尽管早年就开始习武,但英敛之的身体却并不是太好。正因为一生多病、出身贫寒,所以英敛之一直都对贫病之人特别关注。在当《大公报》编辑的同时,英敛之也在做慈善事业。他总是乐于为慈善事业贡献他的精力和才华。
    隐居静宜园时他患上了糖尿病,常常手指拘挛,但每当发生洪涝灾害等需要救赈时,英敛之都会积极撰写对联进行拍卖,将所得钱款全部用于救助孤弱。1917和1918两年间,他曾写下多幅对联、诗文,后于1920年拣选了一部分整理出版,题为《安蹇斋随笔》。
    1917年,顺直省区(即现在的河北、北京地区)发生大水灾,灾民苦不堪言。当时熊希龄奉命督办水灾善后事宜,见到各地方的灾民,因为乏食的原故,有的甚至将儿女遗弃或标卖,所以在北京设立了两所慈幼局,委托英敛之收养灾民的儿女。英敛之认为“事关慈善,不敢自逸”,不顾病体答应纯尽义务。两所慈幼局一所专收男孩,一所专收女孩,总共收了男女儿童差不多有千余人。
    水灾平息以后,这些儿童先后被他们的父母领回。可是到了后来还有200多名儿童没有人认领。因此水灾督办处不得不设一个永久性的机关来教育这些儿童。幸得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同前清皇室的内务府商量,将香山静宜园的地方拨出,建男女两座慈幼院。在英敛之等人的努力运作下,香山慈幼院得到许多资助,成绩斐然。
    由于辛劳过度,加之早年痿痹病疾复发,英敛之于1926年病故。大体而言,静隐香山期间算得上是英敛之人生中相对安逸的一段时光。这一时期的英敛之仍然以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身份时刻关心社会民生,并为天主教人才培养事业呕心沥血。他离世前曾亲笔手书并令人刻于香山顶峰四个大字“水流云在”——“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供后人缅怀。

(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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