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学本地化建设刍议

发布时间:2014-06-18作者:肖常平 神父

  这“交流”主要是指一个中国人要同时爱上中国文化,亦同时爱上圣经,让两者在自己的真实生命中,自然地用互相启发的方式,去彼此丰富。我所讲的“启发”方式,不是向对方教训或训话,也不是互相的“对照”,例如“天”是否等于“上帝”,“道”是否等于“圣言”等等。这种方式很需要极专业的训练,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如果要对那位无限的“天主”多一点认识,或作多一番的思考,可以进一步“启发”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造物主。祂管理世界,化育万物,但却“无声无臭”,这就是我们的天主,或至少是我们在传统中所认识的天主之外的另一面。这也是启发。保禄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罗8:35)我便想起孔子有句话:“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的意思是,如果老天爷要“丧斯文”,即要让中国的文化毁灭,“后死者”即指还未死的人,也即是指孔子自己,这个“后死者”就不会“与于斯文”,就不会接触到这个“文”、这个文化了。反过来说,既然我(孔子)已接触到这个文化,那就证明老天爷不想这个文化平白的丧失。既然是“天之未丧斯文”,是老天爷自己不愿这文化消灭,那么“匡人”即使要难为孔子,又怎么能成功呢?那些有心迫害孔子的人,又怎可奈何孔子呢?孔子这话,不是也可以“启发”我们去明白保禄宗徒的心境吗?

  其实在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里,也有“启示”。基督降生前,人又怎能认识天主和生命中的一切真善美圣?感谢天主,他给我们中华民族赏赐了像孔子、老子等这样的圣贤,他们都能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去接触到生命和在那真实生命中的救恩,然后再传给后人。所以有一位无名氏才这样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就是说,如果没有孔子(仲尼),我们便不会了解世界、了解生命,我们好像是活在万古的漫漫长夜之中。于是,孔子老子等古圣先贤就成了天主送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恩典。

  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明白天主教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尝试找一首中国诗歌或故事,去和福音的精神相呼应,尝试把教友们带进一种境界,即福音和文化同时要带我们进入的那种人生的境界,那里有真、善、美、圣,和天主无限的大爱、慈悲、安排和创造。在这世界上,无论从历史整个的纵面来说,或从全世界地域的横面来讲,都有很多事物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的。教会要学习如何“降生”在历史和空间之中,并要用武侠小说中的“吸星大法”,去吸尽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所有的真善美和一切的能量,去成就我们的今日和未来。这为我而言,就叫做本地化。

  四、神学本地化建设的重要性

  本地化是一个“新创造”。但这“新创造”是双向的,可以充实文化,亦可以充实普世教会。真正的本地化,其实就是对普世教会的最大贡献。我们常说中国有四、五千年的文化和文明,但这个文明古国,对普世教会似乎一点贡献和影响都没有,那是十分可惜的事。我们有本地神学家,却没有系统本地神学。其实我们只能说有本地神学工作者,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关心本地神学的人,“没有本地神学”,听起来却是令人黯然神伤的。

  发展本地神学是当今中国教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能够打动中国人心的“中国教会”。我们今天刻意发展的事物,无论是礼仪或圣教艺术,一百年、三百年之后,一定可以和西方的名家如米开兰基罗、达文西等争一日之长。本来,以前在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中,不乏有很重视中国化的,一位意大利来华的画家朗世宁修士,他的画就是中、西结合的,画得很美,可惜到现在似乎是失了传,因为许多人不喜欢、不重视,所以这种中、西结的东西也成不了主流。

  基督信仰要想使中国接受和认同,本地化的进程是不可回避的课题。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82年),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来华,开始了基督信仰本地化的进程。最初,利玛窦和罗明坚神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明朝地方官赐予的袈裟,以为这样就可以与中国的“本地教士”(僧侣)打成一片。可是后来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发现儒家思想才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中流砥柱,于是又改换儒服。利玛窦神父经过刻苦勤读儒学经典,积极与士大夫结交,争取士大夫的同情,这便是他所确立的合儒、走上层路线的传教策略,又以西方科学作为传教手段,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深深地扎了根。利玛窦神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使中国人能以自己的方式,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在探索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中,也应设法从神学本地化来深入研究、发掘,使之成为中国大众能够接受的中国天主教神学。

  本地化可使人们在自己的语言文化中看到和经验到真实的基督。就连圣保禄向外邦人传扬福音时,也曾试图寻找切入点,告诉他们那位不知名的神就是耶稣。神学本地化是建设地方教会的一项工作,它假定降生奥迹的原则,即基本上肯定福音与文化应当是结合的关系。在此,我们认为不必为“文化”定义,至于福音与它的结合,至少有三个名词值得先把它们提出来,即是“适应”、“本地化”与“福音化”。三者之间的差别,自神学而言,“传道人员,根据适应之道,将他的神学翻译成另一文化所用的语言或文字,可是神学本身却仍旧是西方人的神学。基于本地化的做法,是用地方文化将自己的思想模式,给予神学新的说明。真正的后果并不只是将多玛斯或拉内的神学,翻译成中文,更是中国神学家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以另一种形式诠释信仰;就像多玛斯和拉内,为西方社会所做的。至于“福音化”诚是“本地化”的后果,因为信仰不能不同时为文化开启新的出口或视野。我们可以视本地化为福音生活和它的信息,在某一特定文化中的具体呈现,而该文化的成员不仅只以该文化表达基督经验……且能使之变成灵感、方向和统一的源头,以转变、再造该文化;带来一新的创造,不仅可以充实此特定文化,同时也充实普世教会。也许梵二大公会议之后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比较符合“本地化”与“福音化”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这也是讨论本地神学时必须注意到的事。

  五、有关中国教会与神学本地化的几个重要里程碑

  神学本地化包括在教会本地化之内,因此必须回忆一下中国教会与神学本地化的几个重要日子,虽然最初“本地化”这个名词实在尚未出现,不过无论如何在我们回忆时不免能够立刻想到这次研习会正在处理的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六位中国藉主教在罗马伯铎大殿为教宗比约十一世祝圣;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田耕莘荣升枢机,同年四月十一日,教宗比约十二世建立中国教会圣统制,这些都是中国教会本地化的重要里程碑,而且也是后人继续不断重说的故事。

  此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件该是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召开的梵二大公会议了,尤其它在教会学上的贡献。具体而论,地方教会的观念补充了梵一大公会议的罗马宗教神学。至于“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第三章详述建设地方教会之余,同时也为神学本地化有所指示。我们的回顾实际而论,多属梵二之后的事,虽然之前偶有蠕动的迹象。

  梵二大公会议之后,神学本地化开始普遍受到注意;东亚方面,一九七零年春,中、日、韩、越四国,以及港、澳的主教代表第一次在香港为此集会,决定各国主教分别鼓励本地神学工作者对此研究,北京中国主教团这些年也在一直推动本地化建设的工作。

  在救恩史上,天主特选以色列民准备基督的来临,同时也公布给他们得救之道;所以这是一个“民族”与天主的关系。天主因着梅瑟启示以色列民族应信的真理,应守的诫命和应行的礼仪;民族中的个人接受梅瑟的启示而得救。这是最普遍的社会性方法;因此我们相信天主在基督福音传入之前,对于教外民族的得救,也采取相仿的社会性途径。具体而论,对于中华民族,他启示孔子超自然的得救之道;而由他传播整个民族。中国人在福音传入之前,“耳朵”因着听到孔子传播的“启示真理”,心中因着天主赋予的圣宠,便能致义得救。所谓孔子传播的“启示真理”不该导致我们呆板地去搜寻信理式的条件,它更该具一种精神与实践,也便是孔子藉之而生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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