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刚恒毅枢机的“中国心”

发布时间:2014-06-18作者:孙民强

  与法国领事一席谈    1923年

  法国领事赖功德是位出色的汉学家和虔诚的教友。帮了我不少忙,却强调外国保教权的重要性。我毫不保留地告诉他:“传教纯粹是超性工作。耶稣建立了一个至公的教会。在法国是法国人的,在美国是美国人的,在中国是中国人的。为解决传教问题,先尽人力后听天命。终有一天会变成中国教会---其间可能需要考验和牺牲。圣伯多禄到罗马没有法律保障,虽被钉死,但教会却建立了”。

  外籍传教士、外籍传教士所属的攻府、中国教友、教廷以及在各种因素影响下的中国教会。不能说外籍传教士心中没有天主,他们仍是传福音的人;但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个充满民族主义热情的年代,不少外籍传教士和其祖国之间有太过密切的关系。中国教会部分先知先觉者,也同样受民族主义影响,认为中国教友应该同自己的国家,接受自己的文化,主导自己的教会。教廷接收到中国教会的信息,多次派遣调查人员了解中国教会的实况。而且再一次遭到法国政府的阻挠。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教宗本笃十五世就发表了《夫至大通谕》;此通谕中虽未明言,但主要就是针对中国教会现况,要传教士好好反省,是否把其祖国放在天国之前?是否忽略了培育本地神职人员的重要性?是否视其传教区为地盘,紧抓着不放?是否传教士不重视本地文化,不深入学习当地语言?

  刚恒毅总主教是教廷的代表,是教廷政策的执行者。不是他个人同情中国教会的处境,而是教廷要藉著他改变中国教会的处境。所以他不是外国传教士的敌人,他是要改变某些外国传教士,习以为常和其母国政府过于接近的态度。他是中国教会的朋友,但如果某些国籍神父或教友,将其世间之祖国,視之超过天国,他也不会贊成。教宗的通諭为外国人适用,为中国人也适用。

  所以刚恒毅总主教在“爱国”这一点上的立场如何?应该这么说,他认为任何人都有爱国的权利,但这毕竟是属于世界的范围,一个基督徒的终极目标是寻求天国。外国传教士不准中国神职及教友爱其祖国是错的,但中国神职或教友,特別是神职人員,也应谨记他的第一优先是天国。因此他对他的主徒会士说:“假若有一个主徒会士,把自己修会的利益,或把那些属于其本国的利益,放在教会的至高利益之上的,他就出卖了自己的圣召”。适用于主徒会的,当然也适用于整个中国教会。

  原則虽然清楚,但在实际运用上,有很多地方仍需刚恒毅总主教自行判断。首先在艺术方面,这是刚恒毅总主教的強項,他很清楚在建筑式样及绘画等,采用中国元素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欧洲传教士沒有什么意見,毕竟基督信仰来自西亞,而我们所习見的艺术品都是欧洲化的,因此创造一些中国式圣像及教堂,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敏感的政治问題上,欧洲传教士,特別是法国传教士,則可以在刚恒毅枢机具有政治意涵的行动中,找到可批评之处。他们的批评主要就是:刚恒毅总主教不中立,偏离了他应有的位置。

  首先,担任宗座驻华代表的刚恒毅总主教,他的身份就足以成为支持法国保教权部份外籍传教士反对的理由。其后,他抵华后一步步剝除法国在华保教权的作为,当然更会引起这部份外籍传教士的反感;法国政府对此自然也抱反感,于是各种抨击、抵制或对抗的作为遂因应而生。

  这些对抗的作为开始时只是耳语,但随著刚恒毅总主教日益增加的行动,在筹备辅仁大学的时候,北京的助理主教富成功寻求法国政府的支持,邀请法籍道明会士,在北京筹备一所属于法国政府管理的学校,这是一个和北京公教大学对抗的行动。这所“道明学校”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开学,但不久后就在盛行的学潮中,被学生们嗅出了帝国主义的味道,被迫关门大吉。辅仁大学当时亦受波及,被称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但靠著教宗的八一通电,辅大的学生澄清了外界的抨击,也肯定了自己。

  一九二九年一月,刚恒毅总主教微服拜访南京国民政府的举动,按照刚恒毅总主教的评断,引发了法国驻华使馆、法文报紙以及部分法籍传教士的不安。二月六日法文的《上海日报》用讽刺的语调说刚恒毅枢机“对越不值得信任之人而越去信任他们”,说刚恒毅总主教的行动错误百出,而“这正是义大利人所有的技巧与天真”。而若这样的政策继续下去,“最近这几年的事件已经清楚显示,他们(按:指传教士)幕后沒有強有力的支持(按:指保教权),传教事业已变成了什么样子。”

  二月二十六日法国公使德马尔德耳(de Martel)访问宁波代牧区,宁波主教戴安德(Andrew Defebvre)在致词时说,由于公使的来临,“又一次证明祖国关心我们的利益,因为在中国,法国有许多天主教的事业,不断而慷慨地給予我们协助与福利,也对我们保证为人与財产,提供为传教工作不可或缺的安定”。法国公使的答词说戴安德代表了法国传教士的典范,“您知道如何把传教士和愛国者結合在一起,因为曾对天主教传教事业有过卓越貢献的保教权,最近成为争执的对象”。“是的,保教权仍安然无恙,我郑重地向你们保证,当我担任法兰西共和国駐华的代表一天,我将尽全力维护这保教权所有的效力,……”刚恒毅枢机将此视为法国公使对他的示威。

  一九三0年三月,对刚恒毅总主教最严重的攻击,由法文的《北京日报》(Journal de Pékin)发动,从三月二十日至六月十二日,不断发出各种批评刚恒毅总主教的言论:“宗座駐华代表已经達成了他摧毀传教事业的目的”;“教廷受一位义大利籍总主教的影响,用尽办法,要从我们的传教士手中夺走教区而转給中国主教”;“他所致力的政策,甚至不是要中国教友去研读三民主义,在讲授要理问答时,不是要加上孙文思想的条文吗?”;“未来中国神职的領袖已经有了(按:指陆征祥),根据教宗的希望,他已注定将成为天主教的領袖”;“梵蒂岡与其代表所玩的把戏为中国天主教是不吉利的,本地神职的观念根本就是谬论”;“有关教廷的最近通电,全是出自习于幻想的刚总主教之手。”

  教廷机关报《罗马观察报》在六月二十九日公布了一个官方声明,声言刚恒毅总主教的行动是受传信部准許的,教宗的通电出自教宗之手。但刚恒毅总主教卻隱然感受到似乎有一种不利的气氛。刚恒毅总主教在回忆录中并未透露那些征象使他感受到這种气氛,但可以推測刚恒毅总主教会问:为什么这个素来被视为与法国使館关系密切的《北京日报》,会持續的以驻华宗座代表为目标?在他的背后是否已经有所布置?然后当刚恒毅总主教向教廷报告时,教廷可能答复较含糊不清,或是延迟答复,刚恒毅总主教会再问,这些外籍传教士报告了什么?

  从《北京日报》透露出的訊息,可以推測外籍传教士当时对刚恆毅总主教的批评,大概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中国政府不够強硬,以致传教士被搶、被掳甚至被杀的案件层出不穷;其次,在讲授三民主义的问題上对国民政府让步,破坏了教会学校教育內容的独立自主;最后,刚恆毅总主教协助本地神职抢了传教士数百年辛苦经營的传教區。在这些问題上,教廷对他的支持不如以往。而教廷对他支持減少或趋于审慎,可能的原因是教廷国务卿換人,原来最支持刚恆毅总主教的加斯巴力枢机年老退休,由柏徹里(Eugenio Pacelli)枢机继任。柏徹里是教廷的专业外交官,原担任教廷驻德大使,在一九三○年接任国务卿时,教廷與意国刚签订拉特朗条約,意国境內法西斯势力日漸增長,欧洲各国普遍受经济大蕭条影响,因此柏徹里在外交上的优先是欧洲,一个在中国饱受攻击的宗座代表,是可能破坏教廷與法国关系的原因。或许因为如此,在中国问題的处理上,教廷的反应就显得较为慎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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