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刚恒毅枢机的“中国心”

发布时间:2014-06-18作者:孙民强

  刚恒毅总主教一旦到了中国,便深深意识到艺术在决定人对基督徒信仰的态度的重要性;他决定一个激进的政策,采纳艺术传教活动。一九二三年,即他被派往中国一年后,他鼓励发展独特的中国基督徒艺术。时机终于来到,两位宗座代牧,即湖北省汉阳代牧区高尔文(E. J. Galvin)主教和广东省江门代牧区华理柱(J E. Walsh)主教致函他,谈及有关的问题。他没有给予官式评语,反而是一篇颇长的文章,讲述文化适应的历史和原则,以及在中国的迫切需要。他忆述:

  一九二三年我曾致函两位教长,详细讨论过这个传教区的宗教艺术问题。我指出: 
一‧西方艺术用在中国是一个错误; 
二‧保留外来艺术的性格,无异使人们视天主教为舶来品的误会一直存在; 
三‧实际上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应采用当时当地的艺术; 
四‧采用中国艺术不但可能,且是多彩多姿。

  因此,他非常清楚地指出他对艺术的原则和信念:西方风格并不适合中国;在中国采用西方基督徒艺术,这给人的印象是,基督宗教是一个西方宗教,而不是普世的宗教;教会在其历史中曾采用和适应本地艺术形式;中国艺术和文化提供很多采用和适应的机会。为了推动教会朝着这方向走,刚恒毅总主教鼓励上海会议声称它是其中一项建议:

  在建筑和装饰圣堂及传教士宿舍时,不但可采用外国的艺术风格,也应该尽量并且按时机使用中华民族的本土艺术风格。(议决第四五三项) 

  因此,当刚恒毅总主教要处理上海会议另一个有关建立总修院的实际决定,他的艺术鉴赏力和认识便发挥影响。他特意邀请早前在蒙地卡斯洛(Montecassino)遇见的建筑家、荷兰籍本笃会士葛斯尼(Adelbert Gresnigt, OSB)神父,到中国认识中国的建筑风格,好能以本地风格设计建筑物。

  一九二五年--宗座代表亲自写道--本笃会建筑家葛斯尼神父抵华。他很快掌握到中国艺术的精神,为美轮美奂的北京天主教大学提供图则并监督建筑工程。他亦为香港及开封的总修院,以及宣化主徒会总会提供图则,还监管其它小工程。他把中华传统艺术的元素用在他的建筑物,而且给这些元素灌输新的基督徒内涵。 

  至于上述的主徒会总院,他告知:“葛斯尼神父为新修院拟订计划和图则,这好像建筑界的美丽花朵,在通风和宁静的山谷盛开,在四周的景致带来新鲜而和谐的音符,借着古老的艺术遗风而显出高贵的气质。”

  第一间为华南地区而设的总修院,选址在香港。刚恒毅总主教得到香港宗座代牧恩理觉(Henry Valtorta)主教参与,物色并购买香港仔的一幅土地,经常与他书信往来。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一日,他从北京致函恩主教:

  今天我用挂号邮寄了总修院的图则。它将是一座坚固而令人印象难忘的建筑物,成本不比任何外国风格的工程高‧‧‧,在未来,当工程进行时,我会派本笃会建筑家葛斯尼神父给予适当的指示。这是首个把中国艺术应用到天主教机构的出色例子:其结果必定是完美的,好能以具体的展示来结束所有讨论。基督教徒已先于我们,在北京的大学建设起这类伟大建筑物,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的建筑物看来更加优雅。

  耶稣会骆显慈(Michael McLoughlin)神父详尽描述有关的建筑问题、原稿的改编和最后结果:

  设计院厦的人选,落在以善掌中国传统建筑特色而驰名的本笃会会士葛尼斯神父身上。原本的计划是一个宏大的四合院建筑,有台阶一直下伸向海边。后来决定改变计划,而整个雄伟的结构面向繁忙的大路较优于面对孤清的海水。三十年代经济动荡,使鸿图大计萎缩不少。格宁神父计划中四合院的一边经已完成;但左右两翼,正面的高楼,连同小圣堂本身,都在叹息中告吹了。虽然,修院未能完全完成,但仍可以见证建筑师的选任,是明智之举。凭着精心细选的颜色及装设,今日的修院仍是庄严和谐而出类拔萃的建筑物。

  在辅仁大学新楼的开幕礼上(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刚恒毅枢机称:

  这座新建筑物的图则是由本笃会玛迪苏修院(Maredesous Abbey)葛斯尼神父完成:这座宏伟的建筑物是以现代中国风格构思,并且十分配合北京城一丝不苟和高贵的环境。中国人感到天主教大学不想让人认为是陌生或敌对的东西,而是借着它的出现、成长和移植,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美丽花朵。

  刚恒毅总主教也希望一些圣堂以中国风格建筑,却往往未取得成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九龙的圣德肋撒堂。他要求葛斯尼神父草拟图纸,而对方也呈交了两幅图纸,都是恩主教喜欢的。可惜由葡国人领导的建筑委员会并不赏识有关建议,并要求本地的建筑师更改图纸。

  然而,刚恒毅总主教并不完全满意外国艺术家从本地风格取得灵感的制作,因为他的理想和计划,是创造真正的本土基督徒艺术。

  一九五七年,他发表一篇题为“我们不要和稀泥的传教艺术”的文章。他区分四种传教艺术,即输入的艺术、欧洲式的模仿艺术、外国人士从本地风格取得灵感的艺术,以及由本地艺术家创作的真正本土艺术,这正是他一直坚持的信念和选择。至于外籍艺术家从本地风格取得灵感的艺术,他写道:

  我们欣赏这些把基督徒艺术本土化的尝试。它们主要作为解释基督徒信仰的要理内容的方法,以一种让本地人们更容易明白的语言说话。但是,这种艺术形式仍是边缘的尝试,并没有解决本土艺术的问题。我们的计划是把真正的本土艺术,即不同民族的天才的自然作品基督化……本地艺术家显然应该认识天主教会的伟大艺术传统。但是,他/她不应盲目地复制人物、背景、形式等。他/她必须明白基督徒圣像画的精神,必须吸收教会的触觉,并以自己比喻性的语言来表达。我们渴望本土民族的天才的原创性、真诚、真实的表达。无论如何,伟大基督徒传统的宗教及艺术文化不会阻止本地艺术家的真实而原创的表达。 

  本土艺术家必须是自己民族的艺术的合法子女,尽管在基督徒触觉的影响下更新他们的艺术形式。基督徒信仰并不去掉各民族的特性,而是以新的恩赐加以充实。的确,在中国、日本、韩国、印支半岛、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地的新基督徒绘画流派,已成功以画笔来演绎他们的艺术诗意,是如此属灵的,来庆祝基督的奥迹。他们的艺术是完全基督徒的艺术和深刻的本土艺术! 

  最初,刚恒毅总主教对于未能找到天主教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而感到失望。他要等待数载才能开始实践自己的理想和计划。

  在一九二九年,有一天,我在北平(今北京)参观了画家陈缘督先生的个人画展。我注意到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在国画方面的着色非常精巧,构图非常坚定,尤可欣赏的:是他的画充份表现了精神与诗意的天才。可说他用的线条成了音韵,他用的色彩成了乐章。我邀请他来到宗座代表公署,向他谈及圣母,给他诵读圣经,把意大利的几幅初期画图或一些宗教艺术作品供他参考。几天以后,他画了一幅圣母朝拜圣婴的绢画,拿给我看。这幅美丽的中国像刊载在各传教杂志上,竟成了中国天主教新画的里程碑。一九三二年圣神降临节,陈先生受洗入教,取名路加。 

  其后,陈缘督(陈煦,一九零二年三月至一九六七年)应邀在北京辅仁天主教大学艺术系讲学。他成立了一个天主教艺术家团体。他们的作品在北京和西方享有相当的成就。他的学生包括陆鸿年、王肃达、徐济华、刘河北,以及其它艺术家。辅仁大学艺术系制作了超过一百八十件基督徒艺术作品。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连续三年艺术系都举办画展。由于刚恒毅枢机的关注,它亦于一九三八年在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梵蒂冈举办巡回展览。
    另外,根据林瑞琪的研究,陈路加的作品除了自一九二八年起在香港《公教报》刊登外,更自一九二九年起得以在美国玛利诺会杂志《远方》(The Field Afar)。(注二十一)一九三零年代,美国的《生活周报》(Life Weekly)为他开设专栏,介绍他的作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辅仁大学的基督徒绘画班自此结束,而艺术家亦分散到各地。然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刚恒毅枢机在罗马主持刘河北的宗教画展。刘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来赴加拿大。现时一些年轻的天主教艺术家正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

  刚恒毅总主教关注的另一个本位化问题,就是中国语文。随着中国当局大力推动语体文,他于一九三零年八月一日致函所有教区领袖,提出有关使用语体文(白话)的指引:

  --在每个代牧区或传教区,如果有中国籍神父喜欢学习古典文学,应该让他们潜心研究。 
--其它所有中国籍神父应好好地掌握“白话”,好能在讲话和书写方面准确使用。 
--外籍传教士应尽力学好新语言,“延续老传教士的优良传统,因为在外国人当中,这些传教士首先出版美丽的作品,把外文书籍翻译成中文。我在此想起,在中国的圣职人员,包括本地和外籍的圣职人员,在学习文学这方面,都克尽己职,至今亦如是,透过他们对新语文的深入认识,能够撰写善工和圣人传记。”

  正如我们看到,刚恒毅总主教的努力,在教会的本地化这方面享有很好的成就,但在涉及本位化这方面,却遇到很强烈的反对。这位宗座代表完全知道,要把基督徒信仰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事业是多么艰巨,因为外籍传教士仍普遍存有保守的思想,以及用西化的方式来培育本地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除了这些因素外,其它导致失败的外在因素,主要是持续了数十年的政治动荡,接着是政府的改变。然而,有些成果也达成。学者顾卫民教授指出:

  基于某些原因,好像刚恒毅这样具有才智的人物,在二十世纪初推行的本位化的效果有限,但与前一个世纪相比,他们已把教会的“殖民地”特质减至最少。与此同时,他们喜欢宝贵的经验。我列出一些方面:教会脱离殖民地政治;信仰摆脱外在的表达形式,好使每个国家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信仰;所有民族的文化都享有同一的尊严;好信友应该是爱国的好公民;建立本地教会之后,传教士应退位,让本地圣职人员肩负管理的责任,好使教会能够植根本地社会。

  现时,不论在中国大陆或在散居各地的中国人当中,仍有很强烈的保守态度。当一位华人艺术家应邀替圣堂绘画,他的作品总会遇到这样的批评:“这幅画……太过中国化。信众更喜欢好像达文西的‘最后晚餐’的作品”。虽然在中国,基督宗教已是正式认可的宗教,但外国模式仍是优先的。因此,中国基督徒艺术陷于本位化与模仿古典欧洲基督徒艺术之间的冲突中。
    一方面,有关方面愿意借着采用本土的艺术形式来推动基督宗教的本土化,从而使广大群众更容易接触;但另一方面,很多中国基督徒正从基督宗教寻找“不同的”、“外国的”层面。因此,把基督徒主题融入传统国画,变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今仍需要时间。今天,对中国天主教徒来说,本位化继续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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