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刚恒毅枢机的“中国心”

发布时间:2014-06-18作者:孙民强

  实践“中国宗教观”的先驱

  对刚恒毅总主教来说,中国教会的本地化和本位化的议题(尽管他并不熟悉这些词汇)在他心中是清楚的和相关的。这些词汇在现今已是十分普遍,对不少人来说已成为两个不同的议题。本地化说明使一个教会成为真正本地教会的过程,其基本结构和制度,主要由本地人员以自主的方式管理,能够主动地满足本地团体,包括天主教和非天主教团体的需要。本位化则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使基督徒信仰植根于本土文化并以本土的形式来表达;另一方面,这本土文化的价值成为天主教信仰的一部份,从而充实这信仰。按照若望保禄二世的话,这是「福音降生在遗传的文化,同时,这些文化被引进教会的生活。」简言之,这是基督徒信仰植根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并与之整合。这两方面,刚恒毅总主教的确是一位先锋。

  刚恒毅总主教在中国教会本地化的过程所担当的角色,必须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当他在意大利生活的时候,他已深深关注本土圣职人员和教会本地化的议题,这首先是由于教宗本笃十五世于一九一九年颁布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这文献标志着传教区新纪元的开始:在各层面,包括教会、社会和文化的本地化。教会强调有需要特别关注培育本地圣职人员,“因为这是年轻教会希望的基础”。教宗的述说大概是反映中国教会而言。

  尽管历代圣座一再敦促,但仍发生令人震惊的事,就是有些传教区域,天主教已传入数世纪,而本地圣职人员,至今只居次等的地位;也有某些国家,已很久蒙受信仰的光照,并已经由落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明,以致拥有不少擅长各种民间艺术的人;然而,经过多个世纪受益于福音和教会的影响力,还没有主教来治理,也没有神父来教导自己的同胞。因此,直至目前为止,在教育本土圣职人员这方面所采用的方法仍有不令人满意和不适合之处。(通谕第38条) 

  刚恒毅总主教完全同意这看法。在那些年代里,中国教会情况存在着的炽热气氛,以遣使会传教士雷鸣远(Vincent Lebbe)神父和汤作霖(Anthony Cotta)神父领导的“天津运动”作为先锋。自一九一四年,雷神父已开始对中国传教区的情况和传教方式提出质疑,例如:为什么中国圣职人员没有享有外籍传教士的相同待遇,而主教不是由中国神父当中选拔出来照顾传教区;为什么中国教友不可以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争取国家完全独立;为什么天主教传教区应接受外国政府(尤其是法国)的赞助;为什么传教会建立自己修会的“殖民地”,而不是建立教会等等。

  这些问题同时在中国和欧洲引起强烈的反应,罗马完全意识到有关的问题。一九一九年,圣座任命广州宗座代牧光若翰(John Baptist De Guebriant)主教为宗座视察员,巡视中国所有传教区,好能收集有关它们地位的客观资料。光主教走访各地,接见多位人士。一九二零年六月,他把调查的结果呈交圣座。主教接纳雷鸣远神父所提出最有意义的看法:传教修会之间存在分裂的危险,他们各自使用自己的福传方法和教理书,因此有需要为中国籍圣职人员提供更充足的培育,逐渐任命本地主教。尽管如此,光若翰仍建议在处理法国保教权和西方文化等问题上保持弹性。

  刚恒毅获任命宗座代表总主教,也正是为了要促进中国教会的本地化。他完全意识到中国教会整体情况的缺点。他在前赴中国途中反省,“我可以想象到,在我的眼前约有五十位主教分布在中国各地。他们全都是外国人,全都是修会会士。难道这就是基督所愿见的教会吗?假如中国人视天主教为外国进口货色,与外国政治利益联系,难道这是中国人的错吗?”

  他后来描述昔日在中国的福传工作:“宗徒的方法不见了;传教区建立了,但不是教会。传教区与教会混淆。缺少的不是本土圣职人员,而是由本土圣职人员组成的本地圣统制。”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八日,刚恒毅总主教刚到达北京之际,“即感到光若翰主教巡视教务所得印象依然历历在目;他特别提出必须迫切实行圣座最近给予的指示。”按这个方向,他在中国全国五个区域鼓励召开主教会议(对上一次的这些会议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好作为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至六月十二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天主教教务会议的准备。上海会议是一次既重要又隆重的盛事。在会议的闭幕礼上,约五十位主教和数以百计的神父列队游行,吸引了数千人围观。这是教会一个难忘的日子。会议在其法案中引入一些准则,是强调中华民族一些积极的方面,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文化。多个委员会开始履行新策略,以更新传教方法。这些新态度受到大多数中国教友欢迎;但很可惜,外籍圣职人员当中,一些十分保守的当权人士强烈反对,而大多数传教士则对新态度不瞅不睬,继续按照原有方式工作。然而,刚恒毅总主教没有失望。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在领受两个重要文件--比约十一世的《教会事务》(Rerum Ecclesiae)通谕和《自登极之初》宗座牧函(Ab Ipsis Pontificatus Primordis)--时写道:

  因此,必须怀着勇气来检讨传教的方法,尤其尽一切努力实现教宗的计划,就是‘建立教会’。要达致宗徒们在西方达致的一切,‘不谋求自己的事,而是谋求基督耶稣的事’(斐2:21)。除非能让外教人看到教会交由中国圣职人员治理,否则空谈在广大外教群众面前展示天主教的普世性,变得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适宜由一些大代牧区开始,交由他们管理。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刚恒毅总主教终于在一九二六年率领首批六位中国籍神父到罗马,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于十月二十八日亲自主礼祝圣为主教,作为迈向本地天主教圣统制的第一步。据刚恒毅总主教自己说:“在中国传教区历史中开辟新纪元“。他继续关注祝圣新的中国籍主教: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前往重庆,为四川省祝圣两位中国籍,即万县代牧的王泽溥及顺庆代牧的王文成。同年十月十二日,他又祝圣了刘锦文为山西汾阳代牧。一九三三年,另外三位中国籍主教在罗马由教宗比约十一世祝圣。

  刚恒毅总主教在改善本地圣职人员的培育这方面也付出了很多努力。遵照上海会议的决议,他推动成立总修院,为中国各地的中国籍神父提供更好的培训。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这位宗座代表前往开封,会见河南省的全体主教,商讨总修院的问题。五月二十九日,他致函他们,指出有需要向教廷传信部正式提交要求,强调“在面对宗座代牧要负责培育本土圣职人员这至关重要的议题,有关时间、方法和个人意见的分歧,是不应有什么关系的。”

  至于修院的教授,他认为只掌握拉丁文是不足够的,尤其对教授哲学而言,也非常需要掌握中文,好能更清楚解释艰深的词语和概念。

  一九二七年一月,刚恒毅总主教创立本地修会--“主徒会”,其宗旨是为中国籍神父提供更好的培育,装备他们在知识分子中间履行使徒工作。

  正如我已经暗示,有两个原则说服我创立这修会:在中国天主教已被广泛视为洋教自,而且必须有一批熟悉和精通中国文学的圣职人员。就传扬天主教来说,至少该有一些中国神父具有高层社会所具备的文化素养。

  刚恒毅总主教在中国(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二年)和在罗马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以及他对传信部(今万民福音传播部)的承诺所达致的最终成果,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建立中国天主教圣统制。当时在一百零六个教区中,约有二十位中国籍的主教。此外,刚恒毅枢机在说服教宗比约十一世废除各国政府在天主教传教区施行保教权(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以及最终解决礼仪之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等方面均有所贡献。

  刚恒毅总主教非常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现时所称的“本位化”问题。刚恒毅总主教在雕刻和建筑等领域具有艺术才华和专门知识,他个人对文化和艺术很有敏锐的感觉,这有助他致力基督徒信仰的本位化。他本身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艺术家。他在康科迪亚(Concordia)出任代理主教的十四年间(一九零一年至一九一五年),学习和从事雕刻和文物修复。一九一一年,他创办公教艺术工作者联谊会,并于一九一三年出版《圣艺》(Arte Sacra)期刊。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他被派到阿奎来亚(Aquileia)负责堂区和大殿的修复工程。因此,他具有相当好的理论和实际的艺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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