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孝道”精髓建设本地神学思想

发布时间:2014-06-18作者:天津 张良神父

  三、“孝道”凝聚中华文化数千年智慧

  孝,《说文》解释其为:“善事父母曰孝”,也就是奉养父母的准则。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一种“善事父母”的日常伦理仪式、规范和实践,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整个中华文化的首要精神,影响深远。

  孝的兴起很早,关于孝的文献在中国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尧舜时期。舜的主要美德是孝和善,是二十四孝的首位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孝的涵义扩展到三纲五常,对孝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孔子著《孝经》,书中提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孝经》以孝为纲,历陈“五等之孝”,提出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个等级所应遵守的基本规范,成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经典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孝道文化虽然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封建色彩,但其“敬养”、“立身”等有关内容,至今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孝道文化的核心是敬老养老,这种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古人把孝道即敬老、爱老、养老列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孝道也是形成现代人际关系和谐的价值渊源,还可以说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祭祖或敬祖,是中国最古老、最流行的“孝道”文化习俗,也是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最易产生礼仪冲突的关键所在。中文“拜”字不仅用于神灵,也表示对人的尊敬。中国远古先民时期,祖先崇拜就已经存在。祭祖活动在周代形成定制。春秋时期,遵周礼祭祖之风盛行。孔子在《论语·为政》篇说过,“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里所说的“事”、“葬”、“祭”就是儒家提倡的“孝”的核心。《礼记》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大报本反始也。”由此可见,祭祖是孝的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理论价值、社会价值和宗教价值。不过,中国古代哲人荀子在理解祭礼时宣称:“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由此可见,孝是中国对先人的礼遇,同时更是对上天的敬拜。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要以孝爱之情敬拜上天,方显为人之本分。

  四、“孝”乃中国教会神学本地化的基础

  中国教会的神学本地化,不仅是应用中国词汇的翻译;而更是透过中国人的喜好、情操、直觉,以借中国文化的精神反省天主的启示。中国神学不必依随西方的分门别类,更须融合地自成系统。成就“基督中国化,中国基督化”。

  古往今来,普世知识均可归纳在孝的范围内。在神学方面,在孝的基础上,天主圣三可视为孝的根基与来源;造世是对外的无限慈爱;降生是圣子身为典范教人以孝事天;七件圣事则为助人对天父善尽孝道之法。同时,孝道在教友生活方面,发扬为「信、望、爱」以及不越矩的「礼」;在神修方面,孝道是成德之本,在于相似耶稣孝爱天父。孝之神学,重点不只是在求知,认识天道;并且也是力行,实践于生活之中,可见孝道是仁与理统一的原则。

  远在一九五九年,田良在「建立中国公教文化的根基刍议」中,构想以「孝」为本,编排中国神学。这是一个相当系统化的构想,使人知道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前,已有人如此讨论中国神学了。作为贯通中西学术的根基;孝是推行本于天主,布于宇宙,印于人心的仁与理。孝道包括人道、物道、天道。人道为人可知,因来自理性的阐发,但知的程度有别,唯圣人则知其全。物道则来自宇宙万物,所谓格物致知。天道则来自启示,耶稣为其来源,默观基督,得知孝道的真谛。

  (一)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中,无可否认「孝」与「仁」是两个枢纽,统括一切的德行。后代儒家阐衍的孝道,甚至成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所以在神学本位化思考中,发表了很多中国的孝道与基督信仰互相对照与融合的作品。

  (二)天主教的孝敬父母,受罗马帝国重法精神的影响,欧洲孝道中义务与权利味道很浓厚,子女出生以后,父母养育;子女长大,父母予以教育。这是义务。至于权利:子女属于父母,谁也不能夺去;子女该服从父母,孝敬父母。这是父母的权利。至于中国儒家的孝道,乃是以生命为基础;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一生,便为孝敬父母而生活,养儿防老。父母去世了,子女也要祭祀,表示祖宗先人的生命继续存在。那么中国的孝道基础,是否也该为天主教的信仰吸收呢?

  (三)早在古人思想中发扬了「父母配天」的形上学。儒家的人生哲学以法天为宗旨,以天人合一为目的。天是万物的生命根源,而父母生子女,所以父母是子女的近因,天是远因。返本思源,人应该敬父母,祭父母,就像敬天事天一般。孝道使人经由父母上达于天,即藉孝顺父母而敬天。是以儒家在天人之间插进父母,孝道有了宗教意义。另一方面,耶稣自己的孝道是承行天父的旨意,同时也孝爱圣母,使中国基督徒自儒家的孝在耶稣内受到救恩的提升,换句话说,这是东方文化接受基督的洗礼。

  (四)基督称天主为父,与中国的孝道极为接近。但是鉴于现代西方神学在位际范畴影响下,偏向以友谊来解释天人的关系,如果引入中国,则违背中国文化。以下六个理由,值得在这里重述。1、中国传统的五伦之中,父子、朋友不属同伦;2、孝的对象是父母,友的对象是同辈;3、对父以友相待是缺少尊敬与礼貌;4、孝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个人修养,家庭教育,社会国家都以孝为本;5、社会习俗不许称父亲为朋友;6、最后,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提倡孝道,受到欢迎,而「礼仪之争」导致禁止敬祖,教会因此被视为夷狄。因此即使西方社会容许以友谊来解释天主与人的关系,由于耶稣的教导以及上面种种理由,便不可引进中国教会,所以在写作讲道时,应力加避免,甚至翻译西方书籍时,每遇称天主为友时,应加注解,以免贻笑大方。

  五、传统的“孝道”借福音而提升

  「祭祖」礼俗本于「孝道」。中国人先孝祖进而敬天,基督徒先孝天而后敬祖,两者均具孝悌的传统美德。可是以人本伦理为出发点的「祭祖」行为往往沦为狭隘的血缘关系之强调,以致同宗兼容,异族相斥,自私自利洋溢其间。教会的神本伦理首重人人先做天父的孝子,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近人如你自己。(路十27)。质言之,要做天父的「孝子」,就得先做父母的孝子。因为『天主是神』(若四24),没有形像可见。假使有人说:我爱天主,但他却恼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谎的;因为那不爱自己所看见的弟兄的,就不能爱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若一四20)。这种把「爱心」先事奉于天父,而后推及父母兄弟的伦理精神,足可促进世界大同。天主既然是人类的天父,万族在天父的大家庭中自然成为兄弟手足,无所谓血缘亲疏之别。这样,不论为君为民,为子为父,都能遵行天父旨意,达到世界和平。这个理想,就是基督福音能够成全中国传统孝道不足的所在。
教会不主张盲目的来谈论孝道,传统上所谓的「孝行」不一定能适合今日的社会。像「廿四孝」所强调的「恣蚊饱血」、「为母埋儿」、「尝粪忧心」都不近情,与现代伦理脱节。故传统的孝道观念极需要基督福音的活力使其「返老还童」,以做现代伦理的楷模。再者,中国传统孝道宜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推及于人类社会,否则还是摆脱不了「家庭主义」的桎梏。其改造的推动力乃是基督福音光照下的「敬天孝祖」伦理:先爱神后爱人及以孝敬父母来证明孝敬天父。这一「逆证的」伦理,可由基督教的祭祖敬天的创意来开始。

  六、在牧灵实践中,弘扬“孝道”收效甚佳

  笔者身为晋铎二十年的一位神父,长时间的一线牧灵工作使我深知广大教友在信仰生活中对于先辈们追思纪念的迫切需求,也体谅“礼仪之争”后僵化地执行圣教礼规对中国教友传统理念的冲击;深知难以计数的慕道者因无法接受刻板的追思祭礼而将基督信仰拒之门外的普遍现实,更体谅一代代教会神长无奈于难以使教会信仰与中国传统的“孝道”理念完好的结合。

  梵二大公会议之后,鼓励各个地方教会,按照当地的文化,加以适度的调整,以更落实基督信仰和本地文化互融的“本地化”理想。台湾和香港天主教会教会,作为中国教会的先行者,按照罗马《殡葬礼典》的三阶段祈祷:守灵、出殡(包括入殓和辞灵礼)、下葬(土葬或火葬),在殡葬礼的本地化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港台与大陆区域差别较大,佛、道习俗并不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传统,因此一些本地化的举措难以在大陆,尤其是中国北方推广。在此强调的是,我们弘扬的并不是某一种固定模式的礼规,而应该是符合基督信仰并结合于本地文化的理念,通过教会自身的礼仪满全广大教友的信仰生活需求,实现神学思想上的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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