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中国天主教神学研究看神学发展之路

发布时间:2014-06-03作者:杨晓亭

  开拓前进,为开创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新局面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中说:“主教团要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研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为此,我们要认真进行神学研究,建立和发展现代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体系,并相应地培养自己的、具有高深神学学识的专业人才。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1995年,神学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神学研讨会。会议主题为:一、从神学角度看中国教会如何对待计划生育问题;二、在当今社会现实中教会自身建设的神学反思。本次研讨涉及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平信徒的地位和责任、教会本地化和适应社会等问题。在这些论文当中,广泛引用了圣经、圣传和神学家们的论述,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天主教的神学研究工作拓宽了视野。

  1996年开始不定期编辑出版《神学研究》刊物,内容涉及到神学译文、神学探讨、福传与文化、民主办教、自选自圣主教等内容。对地区性神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001年8月24-26日,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神学研究中心在江西庐山召开研讨会议。这次会议既是中国天主教第六届代表会议之后,主教团神学研究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对天主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民主办教和主教职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2002年9月26日至28日,一会一团在南京召开了民主办教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期间,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就中国天主教的实际情况来讲,民主办教,主要是指教会管理而言,由我国天主教爱国组织及广大爱国神长教友,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教情,通过民主协商决定教会内部的重大事情。在教会重大事宜上,中国天主教各级爱国组织要逐步形成“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良好机制,充分发挥广大神长教友的积极性。此次会议推动了中国天主教民主办的进程。

  2004年7月,傅铁山主教在中国天主教第七届代表会议上作的《爱国爱教,与时俱进,推进福传,服务社会》工作报告中,对近年来中国天主教的神学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予以了肯定。他说:“几年来,一会一团先后在北京、江西、江苏召开了三次神学研讨会,对独立自主自办、民主办教、自选自圣主教的神学基础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思想研究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也为中国天主教进行民主办教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探索。中国天主教第七次代表会议之后,在中国天主教神学研究中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神学研究委员会”,成为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下设的委员会之一。

  2007年5月,一会一团为了庆祝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五十周年,组织召开了“继往开来,发挥优势,促进社会和谐”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五十年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历史功绩,以及当今我国天主教如何继往开来,发挥自身优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为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后由一会一团研究室编辑出版了《爱国爱教,促进和谐》论文集。

  2009年是中国天主教界国内教会和全球天主教会共同庆祝保禄年结束和司铎年开启的重要一年。首先,天主教会与学界共同举办的各种研讨会,结合中国国情,思考和讨论了如何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传播福音的大问题,确立“服从国家,适应社会,融入文化”未来发展方向,显示出中国教会大有希望。其次,中国天主教将教区建设和教会成长,服务社会与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列为今后长时期的中国天主教会发展的重要工作。第三,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爱国会加大了宣传力度和工作的透明度,及时巧妙、智慧地回应了海外呼吁,解答了基层教会提出的问题,以便基层教会了解政策走向和未来工作重点,努力做到了团结信友、弘扬信望爱三德,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道德建设领域多做贡献。

  2010年,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在北京举行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研讨会,高度评价了利玛窦在华的传教成功经验,即他充分的认识并适应了当时的中国与社会,尊重了中国的文化和习俗,遵守了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并以西方科学和技术服务了中国社会,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补,向中国人阐述了天主教要理,为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本地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神学著作也成为今天用中国文化解释神学的楷模。总之,天主教自明末传入中国,利玛窦采取适应中国文化和国情的传教策略,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并与社会各界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

  2010年12月,中国天主教八届代表会议后,开拓天主教在中国的新局面,形成新气象,神学研究应当在中国的神学建设中有自身的担当,既要放眼于普世教会的思想潮流,又要扎根中国教会的历史经验,既要面对广大教友的灵性需要,又要关注教会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作用,既要提倡扎实的基础研究,又要回应教会在牧灵福传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因此,教会在本地化探索的基础上,强调加深人们对今天中国教会的认识,坚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方向和原则,通过广泛的神学思考,使中国神学研究能充分的注意中国本有文化和当前的中国社会制度,将传福音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长远的研究课题。

  2011年9月,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福传与牧灵委员会在福建宁德召开,通过会议交流和讨论,中国天主教的福传与牧灵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教会在本土文化中不断展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顺应时代的发展,寻找自身的发展之路。

  总之,随着中国天主教神学教育的恢复,天主教界为神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并追随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天主教所走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天主教由本国神长教友“自治、自养、自传”的模式,这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天主教的神学研究者认识到了神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性,认识到了需要在教会实践中探讨和研究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民主办教、自选自圣主教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并为和谐社会建设做贡献等奠定了的神学基础,并结合了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建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实现了由爱国神长教友主导教会的中国模式。

  二、 分析神学研究层面的成果

  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研究在上述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具有现代特色的神学思想,即适应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环境的神学思想。中国教会为了生存,不得不在这一新的社会环境中寻求一种新的角色和身份,体现她在中国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天主教选择了在政治、经济和教会事务方面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当信和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这一选择既体现了中国天主教具有识别时代征兆和适应新的挑战和新环境的能力。同时在现代多元化的和谐层面将基督福音的理念也带给了中国,使其将中国天主教建立在尊重我国本土文化,拥护人民政权,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和谐关系上。中国天主教今天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中国文化、宗教、政治和社会环境和谐相处的神学观念。这种神学理念对于中国天主教徒来说,爱国是公民应尽的职责,爱教是教友应尽的本份,两者是一致的。这一精神既符合圣保禄宗徒的教导:“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1]。同时也遵从了伯多禄的教导:“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或是服从帝王为最高的元首,或是服从帝王派遣来惩罚作恶者,奖赏行善者的总督;因为这原是天主的旨意”[2]。

  圣保禄宗徒承认合法权力来自天主,身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不尽公民的义务。在梵二会议的有关文献中,也特别强调信友作为“公民应慷慨而忠实地爱护祖国”,同时“信友应当感到自身对国家所负特殊而固有的使命”,“每位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应负起自己份内的责任”,而且“公民应当意识到自己的任务而与政府合作”[3]。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81年2月访问马尼拉时,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既然一个道地的忠实信徒必定同时是一个道地的优秀国民,因此我坚信贵国的每位天主教徒一定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出他的一份力量。”

  从政治上来说,独立自主自办是我国宪法对所有宗教的规定,是在中国的所有宗教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副局长在《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如果中国宗教团体受外国势力支配,国家的独立自主就是不完整的”[4]。叶小文局长特别针对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事实指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这是基于我国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有的宗教被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的历史事实,是基于我国信教群众作出的自主选择。服从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主义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适应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做光做盐,荣主益人;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使天主教成

  [1] (罗13: 1-2)

  [2] (伯前2:13)。

  [3] (参阅《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四章74节)。

  [4]参阅:王作安副局长著:《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第199-200页。2002年宗教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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