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梵二精神论“同心圆”模式下的教会服务

发布时间:2014-06-18作者:李树兴

  前言 

  对于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探讨,结合梵二会议文献精神,我将自己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如何根据当今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分析其在梵二会议前后的不同变化,特别是在教会架构与管理模式方面的变化。这其实也是全球教会神学的一个课题。虽然自梵二会议以来,全球各地区、各民族的教会发展情况各不相同,但其变化的确是明显的,而这种变化也是梵二会议所期待的。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中国教会没有开放。但是,时代的变化大体是同步的,更何况,中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各方面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而我们的教会必然深受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为适应时代的变化,为适应福传工作的需要,教会在管理模式上的更趋合理性。

  我认为,对这方面的研究,当属实践神学的范畴。其研究和探索的结果,对指导我们整个教会的福传工作方法很有帮助,它至少能在牧灵学、讲道学等神学领域里给予我们实质性的内容,以及提供一些具体的方法和策略,使我们的传教工作,在管理上、在方法上、形式上与具体内容上更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变化与需求,能使我们的福传工作做得更好。

  作先知、作君王、作司祭,是每一名受过洗礼的基督徒无可推卸的“三重”使命。

  教友时代的来临,进一步地促进了过往千年,天主教会逐层分级的“金字塔”型管理模式,逐渐被“同心圆”型的教会服务模式所替代。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金字塔”顶尖的逐渐扁平,“金字塔”棱角的逐渐圆润,使处在一层又一层圆周的教友,及其靠近内圈的修女、修士、神父,或者圆心之处的主教和教宗的关系,逐渐趋于同一个平面。如此,形成了一个以圆心为辐射点,由内而外,向整个世界传达天主福音的信息,并彼此一起承担先知、君王、司祭的职务。

  相较于“金字塔”型模式,“同心圆”模式更适应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所强调的教友必须承担起传教的使命,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正如梵二会议文献所说的:“教友从事传教事业,源出教友使命的本身,在教会里无时可缺。”[1]“我们的时代······, 不仅扩大了教友从事传教的事业的领域——大部分工作只有教友可以做——而且也激起了新的问题,要求他们有重大的责任感和热忱。”[2]同时,梵二文献在“教友传教的目的”中也指出:“现世的秩序应当如此去革新:即在保全它本有法则的完整无损条件下,使它合乎基督化生活的最高原则,并使它适应各地区、各时代、各民族不同的情况。”[3]显而易见,这对地方教会和教友的传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提供参考,因为各地区、各时代、各民族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需要各地方教会与教友团体不断的组织学习与研究,并逐步认清自身所生存的环境,逐步适应环境、提出更适合自己的传教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同心圆”模式的出现,实在是回应了时代的需要,因为其模式更适合这种对高层决策的依赖相对减少,而自身对外部环境适应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同心圆”模式更具有柔软性,更能体现在我们教会团体中,不同身份平等相处和不同职务彼此间的服务,并以此为基点,共同服务于众人。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教友时代下的“同心圆”模式的教会服务工作。 

  一、自求革新,适应时代

  自求革新,适应时代,是我们天主教会福传工作的需要。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就是一个自求革新的会议,而适应时代,则是梵二会议的基本方向之一。无可否认,“同心圆”模式的出现与形成,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教会福传工作需要的。

  1、时代发展,更需要教友参与传教

  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有什么特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说是信息时代;有人说是竞争时代;有人说是物质与享乐之上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一个个人创业的时代,速度、危机、多变是这个时代的特征。那么,教会是怎样评价这个问题的呢?梵二会议文献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描述,但是,它却明确告知,我们的时代,扩大了教友从事传教的事业的领域。并指出:“人类生活许多部门的独立发展,这种情形本来合理,不过因为往往发生与伦理、宗教规范脱节现象,给基督徒生活造成严重危机,传教事业遂愈显迫切。”[4]这段文字是否从侧面点出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症结呢。可以说“人类生活许多部门的独立发展,”造就了许多新领域,新职业,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且往往与宗教规范脱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新问题。诸多的“新”,大部分工作只有教友可以做。所以,在这些“新”的里面,教友必须担当起对这些“现世秩序的革新”,在保全它本有法则的完整无损条件下,使它合乎基督化生活的最高原则。这也是催生教友时代来临的外在的,客观的因素。

  在进一步辨析这种存在于外部的客观因素时我们不难发现,因为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各时代,其社会发展水平与现代化程度各不相同。因此,梵二会议文献更强调的是地方教会工作的适应性,具体表现为对教会高层各种各样决策的依懒性相对减少,而更多的是按照教会高层给予基督信仰的核心原则,灵活的开展传教工作。这也是“同心圆”模式所以能应时代而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2、教会意识觉醒,使教友更投入传教

  催生教友时代来临的教会内在原因,毫无疑问,首先是教友教会意识的觉醒。作为一名基督徒,领洗入教并不是最终目的,而仅仅是基督生命的刚刚开始,他需要在自己整个生命过程中,借助不同的生活事件、经历种种的生活磨难,不断地跨越,不断地自我皈依,通过这种个人内心的更新和圣化以获得真正的、全部意义上的救赎。而作为基督徒,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必要贯穿着自己应担当起的使命与职务,就是作先知、作司祭、作君王。传教,固然是教会的需要,但更是教友作为基督徒生命的需要。从教友的角度来说,对教会意识的觉醒,是促进他们积极投入教会传教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整个教会的圣召急剧减少,这一因素也大大促进了教友参与教会事务与工作的力度。换而言之,它也是促进教友参与教会事务的另一个原因之一。当然,教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积极鼓励教友参与教会的传教工作。

  从特利腾大公会议的“纯圣职主义”教会职务的神学观,即不主张“信徒皆祭司”,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提出的教友角色的分担,这一变化是根本的。正是在外界的客观因素与教会内在因素的共同催发下,教会提出了教友角色的分担。当然,就教会体制而言,有其适应时代的合理性,或许,有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会发现一些缺失与不足,但是,这些是可以在小范围内进行调整与弥补的,以适应各地区、各时代、各民族不同的情况。总之,是为了整个教会的福传事业能够更好的发展。

  所以,“同心圆”模式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友传教作用,使教会内不同身份的人彼此相互服务,并为了福传事业共同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

  二、以俗世身份,分担教会使命

  保禄说:“在他(基督)内受造一切都是藉著他,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哥1:16)籍着保禄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创造世界和救援人类的天主,是临在于整个世界中的。既存在于宗教的领域,也存在于世俗的领域,我们无论生活在那个领域都能与天主相遇,进而,体验到天主的救恩。虽然在教会内,教友的俗世身份有别于神职人员的身份,但是,他们同样承担着教会的救恩使命。当然,教友分担教会的救恩使命,在某种层面与范围内与神职人员有着一定的区别。

  1、承担各学科与宗教、伦理的整合工作

  当今社会,人类生活许多部门的独立发展,诸如文史的、自然科学的等学科的发展,似乎与伦理、宗教规范彼此间或不能互通,或发生脱节,甚或有相反的倾向。而这些领域,教友往往更容易涉足其中,甚至唯有教友才能涉足其中。这时候,教会就需要教友在这些领域中担当起教会的使命,“即在保全它本有法则的完整无损条件下,使它合乎基督化生活的最高原则……”[5]。利用教友“在俗”身份的特点,循序渐进地,开展符合本土、本国、本民族实际情况的人文、自然等科学,与宗教、伦理的对话,或者进行密切整合,这是我们的教友,以“俗世身份”,分担“教会使命”的第一种情况。

  2、教友以在俗生活为基督作见证

  教会的使命是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梵二文献在“论教友”绪言中是这样论述教友作用的:“固然,论天主的子民所说的一切,同样是对教友、会士、教士而发。可是,按照地位与使命的关系,有若干事情是特属男女教友的,为了现代化特殊环境,应该详细探讨其根据。”[6]由此可见,在教会的救恩使命中,有些工作是特属教友所有,因为在这些工作中,教友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或许也是神职人员无法替代的。为此,我们也很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以便更好的开展这项工作。

  首先,是教友生活的广度。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教友,遍布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以其特有的在俗的、教友的身份,与社会保持着最广泛、最密切的接触。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周围人所能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可低估。细微之处,有时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以一个基督徒友善的行为,基督徒的慈爱,以及亲切的微笑与言词,瞬间就能打动别人的心,抑或产生一种引人向善、向上的作用。就好似酵母进入了面团,必要发酵改变面团一样。教友这种时时处处,深入在社会方方面面广泛性,其在社会中所能起到的福传作用是不容忽视。所以,有人说,教友在教会中,更在教会外,即在他的世俗领域中表达自己的信仰。

  其次是教友传教辐射面的深远。教友“在俗”生活所能涉及的领域,以其所从事的不同职业,这些职业覆盖面广达社会各个阶层,如: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司白领、服务行业等等,其职业技能又各不相同,如:政治的、经济的、医疗教育的、科技社会的等等。特别是教友的生活与他们的职业,往往是交织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相当深的根底。但是,若仅以教友个人作用而言,其影响的辐射面或许有限。然而,如果是以所有教友在教会整个团体中所能产生的合力而论,那么,其传教辐射面的深度与广度则是无法想象的。假设我们每个教友都能够在各自生活领域中真正做到践行基督的福音精神,并以此为基督作见证,那么,这个福传作用将远胜于我们某些只重于形,不重于质,只留于言,不见于行的泛泛讲道。可见,教友分担教会传教使命是何等的重要。

   当然,对于教友而言,要对自己教会使命有足够的认识,就如梵二会议文献所说:“本着福音精神,忠实满全此世任务,因为信友不独是天国子民,亦是此世国民。固然,在此世,我们并没有永久的国土,而应寻求来生的国土,但如果信友认为可以因此而忽略此世任务,不明白信德更要他们各依其使命满全此世任务,则是远离真理。”[7]由此段文字可以知道,教友时代的来临,教友传教的重要性。

  三、牧者的引领、指导与教友的协作作用

  我们常说,教友时代的来临,教友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在教友时代中,牧人的作用同样也是教友所替代不了的。因此,教友时代并不意味着神职人员的作用在减弱,相反,其引领、指导和与教友协作推进工作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1、对教友团体的引领作用

   因着洗礼,司铎同所有因圣洗而重生的人虽然都属同一基督身体的肢体,但是,司铎置身于教友中间,仍有一个引领作用,特别是在基督团体中领导大家团结友爱,成为一个爱的团体。基督教会的团体,若没有彼此之间的团结友爱,那么福传工作也就无从奢谈。这里强调的是使教友团体成为一个爱的团体,此为牧人引导作用之一。

  “司铎有责任协调不同的思想态度,致使在信友团体中,任何人不感觉自己是外人。”[8]中国地域广大,我们的信友团体也由各种不同地区的人所组成。不同地区不同人,难免会带来一些不同的思想与态度,这些思想态度在信友团体中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所以,司铎对 此要抱一定的敏感度,作引导、作协调,使大家终能处在一个和睦相处的环境中,总是“以兄弟之爱彼此相爱,以礼遇彼此争先”(罗12: 10 )。这里强调的是通过协调不同,使教友团体彼此礼遇与相爱,此为司铎引领作用之二。

  另外,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世风不古的年代,司铎不但要带领教友明辨形形色色的世俗不良之风,“同时也是真理的英勇维护人,以免信友为各种教义之风所激荡。”[9]使教友始终能生活在教会的真理之中。这里强调的是带领教友,抵制不良世风的侵蚀与影响,此为司督引领作用之三。

  此三点,是司铎在教会内服务教友的具体表现,它足以说明,在教友时代中,司铎作用的服务性,以及这种服务作用的重要性,因为他直接影响到教友团体如何在福传工作中,始终融入在基督的爱的团体,并体现出基督对世人的爱。

  2、对教友支持与培植作用

  梵二会议文件“教友传教法令”有这样一段论述“非有多方面和完备的培养,传教工作不能够达到圆满成交;不仅是教友本人神修生活和知识方面的恒常进行需要这种培养,连教友所应当适应的人、事和职务等各种环境也需要这种培养。”[10]“这种培养应视为任何有效的传教事业的基础和条件。”[11]由此,我们从以上法令可知,对教友的培育是基础和条件,且十分重要。既然如此,那么,这项工作由谁负责?谁对教友进行传教训练呢?

  梵二文献这样论述道:“在公教学校、学院和别的教育机构,有责任在青年人心中训练公教意识和传教行动,如这种培训工作缺乏,或年青人不在公教学校就读,或有其他原因,则父母、牧人以及教友传教组织便应特别注意这一点。”[12]在中国,目前尚不存在公教学校,即教会所办的各种学校,也没有相关的公教教育机构。唯有的公教学院,亦即各省市的神哲学院及全国修院,其也仅仅是针对修生、修女和神父们的培训。如果出生在天主教家庭,其父母自然有责任承担起公教教育。但是,在我国,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的教友毕竟不多,大多数教友都是新领洗者,所以,这样的培训与教育任务显然该当由牧人,以及那些经由牧人培育后的教友传教团体担当起来。牧人不仅要对教友进行培训,而且,“教友团体和组织,无论是从事传教事业,或者追求其他超性目的,都要按照各自的宗旨和可能性,勤奋不断地推进教友传教的训练工作。”[13]这里强调的是牧人对教友的培训作用,同时,也充分显示了牧人服务于教会、教友的重要性。

  3、在教友团体形成过程中的组织作用

  10多年前,北京教区曾提出建设新世纪、新时代天主教会的五大特色,即:圣事型教会、道德型教会、文化型教会、社会服务型教会、民间外交型教会的“五型教会”。时任北京南堂本堂神父的张天路神父,配合傅铁山主教的“五型教会”,在南堂堂区打造了五十五个团队,把北京南堂的传教工作搞得非常活跃。3年前,张神父被派往深圳天主教圣安多尼教堂,他在“五型教会”的基础上,根据深圳教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七化理念”,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国际化、使命化、信仰本土化,以及与社会全方位、广领域的适应和谐化。3年中,在深圳圣安多尼教堂打造了47个团队,共有1000余人领洗。现在张神父又被派往天主教北京教区永宁耶稣圣心堂,从他向我们介绍,以及他的博客中我们知道,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计划,打造农村教会的“八新理念”,即新天、新地、新永宁、新挑战、新机遇、新使命、新农村、新耶路撒冷。我相信,围绕着“八新理念”的实际运作,张神父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打造教友服务团队,以此推动教会的各项工作。

  从张神父传教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堂口工作做得好坏与否,教友团体参与教会传教工作活跃与否,与这个堂口神父的组织、开发教友工作是否做得好,是密切相关的。组织与开发搞得得当、引导与协调做得贴切、支持与培训做得得力,堂口工作和传教就能红红火火。反之,堂口工作和传教工作必是差强人意的。

  结束语:

  总之,教友时代是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友服务教会,开展传教工作的作用,同时,也是牧人尽其所能,做好服务教友、服务好教会,并彼此同心合力,共同服务于整个社会。这就是当今中国天主教会正在开展着的,“同心圆”模式下的教会服务。其特点是强调服务,即,为了天主的福传事业彼此服务,进而共同服务于所有的人,即——传播福音,直到地极。

  [1] 《梵二文献》:“教友传教法令”,第1号。

  [2] 《梵二文献》:“教友传教法令”,第1号。

  [3] 《梵二文献》:“教友传教法令”,第7号。

  [4] 《梵二文献》:“教友传教法令”,第1号。

  [5] 《梵二文献》:“教友传教法令”,第7号。

  [6] 《梵二文献》:“教会宪章”,第30号。

  [7] 《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43号。

  [8] 《梵二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第9号。

  [9] 《梵二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第9号。

  [10] 《梵二文献》:“教友传教法令”,第28号。

  [11] 《梵二文献》:“教友传教法令”,第29号。

  [12] 《梵二文献》:“教友传教法令”,第30号。

  [13] 参阅,教宗若望若二十三世:《慈母与导师》通谕;另见,《宗座公报》,第53卷(1961)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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