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古城天主堂:天主教信仰与民族文化水乳交融

作者:        发布于:2014-06-18

傅志上   萧霁虹   

  大理历史悠久,各民族和谐与共的历史文化积淀,促成了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和谐局面。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文化和睦相处是大理文化的特质,这就决定了外来宗教在本土化进程中深深烙上了多民族文化的印记,又脱离不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主线,使得其在本土化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

  大理古城天主教本土化历程

  据民国《大理县志稿》记载:大理的天主教于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传入,在大理城中建有临时性教堂,云南教区副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法籍教士罗尼设(R.P.Leyuilifer),负责云南西部地区教务,“约计教徒共二百七八十人,外籍人士奉教者不在此。”并向滇西的南部、北部和西部地区发展。

  1922年为实施天主教“中国化”计划,教宗庇护十一任命刚恒毅(Celso Costatini)为“宗座驻华代表”,并抵达中国。这年“伯大郎耶稣圣心司铎会”(La Congregation de Sacre Coeur de Be tharran)法籍传教士叶美章(Piere Erdozaincy Etchard)和比利时籍传教士艾佑园等到大理传教,逐渐接替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大理地区的传教事务。于1929年设立“大理教区”,叶美章为首任负责人,辖区为:大理州、丽江市、迪庆州、保山市、德宏州、怒江州、思茅市、临沧市滇西八地州市。1931年叶美章病故,由法籍教士徐司庆(Jean Baptiste Magenties)继任主教,大理教区由自治区升格为“宗座监牧区”。大理教区主教座堂设于大理古城天主堂。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马教廷制定了战后复兴计划,“对中国天主教在战后实施复兴计划的总要求,是使天主教‘更加中国化’。”1946年教宗庇护十二颁布“成立中国教会圣统制诏书”,通令中国建立“圣统”,从实行“圣统”起,划全国教会为20个教省,或称20个“总主教区”,设20个总主教,云南排名第20,称“昆明总主教区”或“云南教省”。原昆明教区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德维能(Msgr. Derouineau)晋升为总主教,兼任昆明教区主教。在通令中国建立“圣统”的同时,宣布原大理教区由宗座监牧区升格为正式主教区,昭通教区即监牧区保持原地位。1948年,云南教省暨昆明总主教区正式设立,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法籍传教士德为能(Msgr. Derouineau)任首任总主教,昆明市太和街(今北京路)德肋撒堂为总主教座堂,大理教区升格为宗座代牧区,圣母圣心会法籍教士郑绍基(Luciano Lacoste)被任命为大理主教区主教。

  据统计,在1938年至1939年间,大理教区共辖教堂60所,有教徒5千余人,预备入教者236人;20世纪50年代初调查:天主教在大理、下关、洱源、漾濞、巍山、云龙、邓川分别有汉、白族教徒200余人、140余人、20余人、50余人、40余人20余人和500余人,共约1000人,宾川有彝族教徒1000余人,澜沧有拉祜族教徒3000余人,陇川有景颇族教徒500多人等等,教徒约1万人,有教堂30余所,教堂和教徒分布于大理、宾川、浪穹(今洱源)、永北(今永胜)、蒙化(今巍山)、云龙、莲山(今盈江)、陇川、澜沧、保山、永平等十余个县。可见天主教在大理教区发展速度较快,汉、白、彝、傈僳、苗等少数民族教徒不断增多。中国神职人员及教徒积极组织边疆教会,替代外国传教士的工作。

  大理教区的历任主教叶美琼、徐司庆、郑绍基,均为法国人。至1949年,大理天主教一直属罗马梵蒂冈教皇控制和领导。1950年,大理县人民政府成立,外国神职人员郑绍基等相继回国,各县天主教相继自立,不再有统属关系,大理县共有教徒284 人,其中副主教1人,修女3人,教会骨干10人。小学和孤儿院由人民政府接管,小学改为育成小学,现为大理四中。1952年,外国传教士离境,大理教区的教务由刘汉臣神甫负责。而在1951年1月,昆明市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举行革新座谈会,一致表示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1958年2月,云南省天主教神职人员座谈会在昆明召开,孔令忠当选为天主教昆明教区主教,孙和平当选为天主教昆明教区副主教。刘翰臣当选为大理教区代主教,他是云南鹤庆县人,1934年从马来西亚槟榔屿大修院毕业返回大理,1939年祝圣为神父,他在会上被选为“第一届云南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至此,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天主教爱国革新运动的前期工作基本完成,这也是大理天主教开始走上了爱国爱教、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实现神职本地化,建立新型的教会,云南的天主教会才完成了形式上的本土化,使天主教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宗教事业。

  极具中式本土化的教堂建筑

  在大理古城的人民路东段,向洱海方向东行,折进新民路,沿着整齐光滑的青石路漫步30多米,便见青石垒砌的门墩及拱形门楣,门楣上留有长方形大理石边框,中间楷书“天主堂”。这就是大理天主堂,始建于1927年,坐东朝西,由大门、通道、二门和礼拜堂相连,面阔三间“三滴水”造型。是一幢将大门、钟楼和教堂连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教堂重檐歇山顶,纵向深7间,三体建筑均为抬梁式的建筑,东为祭坛,供圣母像,四壁挂有圣画。1984年宗教部门对这座大理唯一的天主教堂进行全面维修,1985年大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建成至今80多年来一直保持原有建筑风格。

  教堂大门采用白族一高两矮的门楼形式,斗拱挑檐,正中及两侧开门,门窗雕花,描金绘彩,显得富丽堂皇。红色柱子与红色大门相配,与蓝色为基调的雕檐画壁相对,和谐又有气派。柱子有中式楹联,内联是张文昌神父的“两性合一身,一身含两性,此乃基督特征理所当然;一体分三位,三位为一体,这是上主神秘深奥莫测”,概括天主三位一体,两性合一身的神秘奥迹。外联为陈开华神父:“迎苍临洱,春夏秋冬四时维新,彰造物庄严;承蒙袭段,风花雪月岁月不居,扬福音精义。” 阐述了在大理悠久历史文化中诞生的天主教堂具有传福音的优势,这是大理别具地方民族特色的教堂门楹。门两边都有精美的图画,屋檐下的雕刻绘画,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大部份是十二生肖的图像、《圣经》故事,中西文化有机融合。

  门上建钟楼,楼为单檐歇山顶,楼上悬挂大钟,四面出檐,白色十字架高立屋顶,直插云霄。金色的“天主堂”三字立在二层与三层屋檐之间,有画龙点睛之功效。教堂高16米左右,底层至钟楼共四层,东西约34米,宽15米,层层飞檐上装饰着白族风格的雕刻和中国传统的彩绘,飞檐超出地基达4.5米。室内面积600平方米,可容纳500多人,室内设座,供教徒礼拜。教堂为白族庙宇式,堂内的祭台采用当地盛产的大理石制成,教堂里里外外雕梁画栋,具有浓厚的白族建筑风格。大理天主堂在外形上完全脱出了天主教传统教堂范畴,具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色彩。

  教堂的整体建筑从侧面看,似一艘航行中的大船,象征教会如诺亚方舟,给人带来希望、正义、和平与爱。大理天主堂是中西文化结合的象征,是天主教适应本地化的历史见证。

  天主教与大理其他宗教和谐共荣

  大理的和谐元素在宗教上体现得独具一格。在大理宗教的和谐主要是体现在佛教、道教、本主崇拜、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和谐共荣。

  大理是较早与中原内地交流的少数民族地区,接受汉文化的时间比较早,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自成一体,形成了文化多元,极具包容性的特征。大理古城内,分布着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本主教等多种宗教能够和谐共处并存数百年,六大宗教信仰在大理古城内形成了兼容并尊、和谐共处的格局,在世界上堪称独一无二。

  大理天主堂于1983年恢复开放。1986年,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中国天主教会根据梵二公会议礼仪改革的精神,开始酝酿进行礼仪改革。1993年,云南的古朝林神父参加在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举行的首期礼仪更新培训班培训。根据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礼仪委员会关于礼仪改革的精神,天主教云南省“两会”在昆明市北京路天主堂召开“云南省天主教礼仪更新座谈会”,来自全省各地的8名神职人员、8名教堂负责人共16人参加。云南各地教堂逐渐开始按中国天主教礼仪改革要求对教堂进行装修,改变了过去圣坛祭台的布置,圣坛讲台的设置,使弥撒主礼人始终都面对教友,教堂内过去神秘的气氛不断减少。天主教礼仪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改“拉丁弥撒”为“中文弥撒”,即弥撒主持人用拉丁语主持改为用汉语普通话主持。在具体的七件圣事中,云南天主教的施行方式也在规定的原则内作了一些变通,大理天主堂也同步进行改革,使之更适应于社会和谐。

  目前,大理教区包括大理、丽江、迪庆、临沧、普洱、保山、德宏七个州市,已开放堂点20多个,新建教堂9座。教区约有8万多教友,他们中有白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景颇族、哈尼族、傣族、汉族和藏族等,藏族教友数量居首。有百分之九十的教友生活在各地州广阔农村如画的山山寨寨,现在每年约有二百多人领洗奉教。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天主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各少数民族的部分文化内容,使教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民族化的特征。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主教适应不同时代和与时俱进的特征,反映天主教与社会的适应及融合,以及荣主益人,服务社会的时代风貌和“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圣经训导精神。天主教会主动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注重伦理道德,服务社会,利益人群,效法耶稣基督,树立自身良好形象,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先知与服务角色,从而真正成为“中国的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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